YANGHONG

回国

今天已经是回国的第二天了。然而人还是免不了得陇望蜀,人在新加坡想着回国,回到国内又怀念坡县,人就是这样永远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。

其实在国外的这些日子,有些大事的发生,反而让我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中国以外的声音;加上工作相对轻松,我也有了更多思考的时间。

刚到新加坡不久,新加坡大选。

随后印尼烧芭引起世界关注。

再后来习大大周游列国。

然后巴黎发生恐怖袭击。

到回国前,国内的空气污染又加剧。

其实联想到更早的时候,围墙的一次次升高,我便有类似的感觉。现在,那时的想法只会越发强烈。

对于国内的人来说,真相早已是凤毛麟角,因为有一种力量,不能忍受异议,异议者都已经被抹杀或者 mute 。听说不久马云即将召开“世界互联网大会”,我更愿意称之为“中国局域网大会”。在推特上,我关注的异议者,大多数都是程序员或者有相关背景的人,当然也有在外留学的学生,这不是巧合。正如 X 提到的一点,随着信息管制的进一步加强,一些简单易用的维持信息沟通的方式都将被无效化,最后有能力持续沟通的人,将集中于程序员群体。因为除了互联网,别的渠道已经几乎没有真相了。而谷歌的离开,不得不说是一种对历史潮流的违背。

然而中国人真的需要真相吗?需要也不需要。那个法国人经常跟我玩这样的文字游戏。现在的中国,在我看来,前途是灰暗的。然而中国人准备好了接受真相吗?新加坡大选,执政党再次获胜,虽然在野党获得了比以往都多的票数,但是依然没能翻身。房东说的话我觉得很有道理:因为在野党根本没有执政经验,如果掌权,新加坡将会一团乱。李光耀是新加坡的英雄,但是正是这个英雄所在的执政党执政太久了,使得在野党没有成长的机会。埃及的革命轻易地推翻了军政府,但是却没有政治力量有能力接管新政权,最后落入穆斯林兄弟会之手,经过一轮变迁,埃及人民还是选择了旧军政府。这些事都让人想到,民主和宪政都不是一条平坦的大陆,不是照抄过去就能奏效的。

在新加坡,华人占了 70%,还有印度人,马来人,印尼人等等,但是我觉得中国找不出一个城市的人,综合素质能比得上新加坡。这里的综合素质,我说的是理性和人性。这是我的感觉,也许新加坡的华人也有些素质和国人差不多,但是这个城市的秩序令人印象深刻。其实在新加坡,民族差异很明显就能看出来。干苦活累活的人,通常都是深色人种,便利店的营业员通常也是深色人种;保洁人员各种肤色都有;出入写字楼的人,则以华人和白人为主。我特地关注了新加坡的建筑工人,回来后又关注了我家附近的建筑工人,感到两者在精神状态和经济状态上都相差甚远。

在新加坡,我坐过的最旧一辆公交车,依然是干净整洁的,甚至都很难从旮旯里找出那种陈年污垢,尽管涂料也已变色扶手也已掉漆。但是回来后我坐了一次 201 ,就隐隐地觉得这辆车让人不快。没有下车前用的按钮,破旧的打卡器,脏得发黑的地面,表情阴郁的乘客。

中国人没有责任感。这是三剑客上怀念傅斯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到的,傅先生对中国人的评价。这句话这段时间一直萦绕在我脑海。

中国人大多数不信教。但是中国人很多迷信。这也是有一段时间让我反复思考的事情。

没有责任感,傅先生将其归因为长期的专制统治,我表示赞同。“两千年专制的结果,把国民的责任心几乎消磨净了。所以中国人单独的行动什九卑鄙龌龊,团体的行动什九过度逾量。”专制统治让人们习惯了听天由命,满足现状。一旦把命运交还给他们,他们没有办法从群体的角度得出正确的结论。这也是我在看当年的“正义,该如何做是好”这个视频的感触,如果我们在面对那些进退两难的抉择,怎样做才是理性的?大多数中国人从来就没有考虑过这些事情,因为从小到大接受的教育,都在说什么什么是“真理”,但如果有人真的开始鼓动人们去独立思考,又有些人就会开始害怕。

当我尝试着跟父亲进行了这样的交流,父亲立刻警觉起来,觉得我的思想是“李登辉”之流,怕我涉世未深,受人煽动。我想说,我到底受谁煽动了?我使劲想了想,我受了英国和新加坡所见所闻的“煽动”,受了经历过文革时期老作家白桦先生的“煽动”,受了五四运动学运代表傅斯年的“煽动”,还有鲁迅先生的“煽动”。这些都是从小到大,党和老师教给我的。只是我有更多的机会看到那些被“修饰”前的真相,出国和我掌握的技术。

在看到白桦先生愤怒地指责自己的作品《梅香正浓》遭到北师大出版社疯狂篡改时,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那么愤怒。愤怒过后我觉得很绝望。之前霍炬也为了版权和共同署名相关的话题发表过许多文章。

我不认为我能改变什么,所以我常说,真正拎得清的人,已经想方设法移民了。只有像我这种拎不清的人,还留在国内读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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